·梅西·杜勒斯离开邦克山号航空母舰的前哨战壕下去检查围墙时，他不过是例行公事——外出巡逻。突然，杜勒斯发现有人切断围墙，刚感觉危险迫近，还没来得及通知敌军入侵，这位21岁的士兵便饮弹大脑，受伤失忆，成了数百万战争伤员中的一个。越战期间匆忙设想建造的电子围墙，制造了改变这一切的机会。技术能代替人类一直在做的事情：巡逻和通知。这种围墙不需要人的守卫，它自我守卫。从高级研究计划局的研究发展观点来看，电子围墙的观念意义重大，开启了战场形势的转变。这种转变不是一夜之间发生的，但到2015年它将变得不可逆转。
1973年的冬天，美国几乎没有人希望越南战争有任何进一步的举动。1973年1月27日，巴黎和平协议签署，美国军队开始从越南全面撤军。2月12日，数百名被长期囚禁的美国战俘开始回家。曼斯菲尔德议案要求五角大楼研究发展的计划只能用于“特殊军事功能”，“防御”一词加入了高级研究计划局的名字。从此高级研究计划局改为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DARPA）。
这个部门要成功生存下来，必须彻底改造自己，按照人们期望的方式重新开始。任何与越战有关的计划都要放弃。阿吉尔计划成了替罪羊、出气筒。在内部部门采访中，三位在越战期间监管过阿吉尔计划的前高级研究计划局的负责人，都对阿吉尔计划表示了蔑视。埃伯哈特·里希廷很痛心地说：“我们尝试反暴动研究，但发现行不通。所有方式我们都试过——雷达系统或者船只等——全部无效。”“阿吉尔是个极大的失败，华丽的失败。”查尔斯·黑尔茨菲尔德（Charles Herzfeld）说，“我们失败了，败得很惨。”就连因表现良好从联邦监狱释放的威廉·H.戈德尔，也坦承失败。“我们从未学会如何对抗游击战，也从未学会如何切实帮助其他人，”戈德尔在1975年一次不常见的录音采访时说，“我们没有完成目标，一点善意也没留下，甚至事后的解释也不尽正确。”但戈德尔仍然坚持反暴动问题的确存在，而且成倍增加，任何时候都不会迅速消失。“我们确实工作不力，没有解决问题，我也有失察之责。”他说。
但对于DARPA来说，越南远不能只按失败论，那里是无论如何不能再提的禁地。无数资金投入，大量机密计划，上千名科学家、技术人员、学者、分析家、国防承包商和商人为之工作数月、数年，甚至超过十年之久，悉数奉献了自己的科学工业智慧。有些计划渺小，有些计划庞大，有些有监管，有些没监管——但最终的工作成果没有成败之论，只有好坏之分。比如，越共动机与士气计划，花费了上千小时对囚犯、农民和村里老人进行采访，但终归于零，神秘大佬抵达之际却发现得到的和失去的一样多。哈姆雷特战略计划、农村保障体系计划、“投币”游戏以及动机与士气计划等很容易被贬低为蛮干、浪费和殖民主义。不过，也并不是所有高级研究计划局的越南计划都会或都将会被DARPA看作失败。那些在遥远的丛林环绕中创造发展的硬件，从国防部的角度来看还是值得尊重的。
1973年国会听证之前，史蒂芬·卢卡西克主任说DARPA的目标是重新调整成为中立非军事组织，把重点放在他所谓的“高风险革命计划影响”。DARPA只能进行创新或首创的研究计划，他说，比如“预先任务分配”或者“预先需求”研究，使自己回归最初的使命，保持美国在军事方面的技术领先地位。DARPA将着重发展硬科学和硬件设施。
阿吉尔计划遭到废除，被称为战术技术的新办公室取代。战术技术办公室里放置着从战争废墟中抢救回来的电子围墙组件。这项计划在情报界应用价值很高，高度保密。1975年，代理主任彼得·弗兰肯（Peter Franken）在一次部门评审中被问及传感器计划时，他告诉同事，即使是他对此也不甚了解。“了解这项计划非常困难”，弗兰肯告诉记者，没有特殊许可他也不能接触到传感器计划，这更增加了传感器研究的神秘感。为发展高新技术并应用于军事实践，传感器计划现在由军需情报部门接管。这一切都源于越南战争。
从1958年开始，DARPA早期至少开发了六项传感器技术。由Vela计划开发的地震传感器，能感应并记录地球传输的地震波。在越南，地震传感器能探测到“胡志明小道”上行进的重型卡车和部队，但探测不到自行车或脚步。针对轻型载重，张力传感器现在进一步用于检测软土上的压力，尤其是人的脚步。磁性传感器检测人所携带或佩戴的物体上剩余的磁性；红外线传感器检测入侵的射线干扰。电磁传感器可以生成一种无线电频率，也会在受干扰时检测侵入。声控传感器听辨噪声，这些都是预计重新开始的计划。
20世纪70年代早期，海军陆战队带头进行传感器研究。溪生战争期间植入地面的地震传感器成功发挥作用，由此改变了军事指挥官对于在战场上使用传感器的意见。溪生战争之前，大部分人反对传感器技术；战争过后，几乎全体接受。战争结束之前，海军陆战队拥有了自己的传感器计划，称为“应用于海军陆战队的传感器技术”，简称STEAM计划。STEAM项目组在部队内部成立了传感器排，称为传感器控制和管理排（SCAMPs）。SCAMPs内部又分为传感器使用班（SES）和传感器使用队（SET）。海军陆战队在传感器技术方面看到了巨大的潜力，不仅可用于防卫和巡逻，还可用于监督和情报收集。这些计划不断发展，产生成果后再孕育新的计划。另外两项将会对美国未来战争方式产生深远影响的技术同样源于越战夜视镜技术拓展为广泛的分级计划，每项服务都在观察夜间敌军行为方面有重大战略价值。开始于1957年的隐形技术也是如此，最初只是中央情报局以侦察为目的的一项改革创新，当时中央情报局首次尝试减小U-2侦察机的雷达有效截面。高级研究计划局关于音频隐形方面的研究最早开始于1961年，源自威廉·戈德尔的滑翔机概念。滑翔机概念是阿吉尔计划中包括的最初四项小型机械装置之一，其他三项是AR-15自动步枪、内河船和嗅探犬。越战期间，阿吉尔计划的滑翔机已经成功发展为洛克希德QT-2“安静飞机”，一种单引擎螺旋桨飞机，可以在丛林树冠上方飞行而不被地面检测到声音。QT-2配备的传感器，主要用于监视，在越共领土上方不开引擎安静滑翔。1968年，高级研究计划局将这项计划移交给军队，军队对战机做了调整，现称为洛克希德YO-3安静之星。越战之后，DARPA针对从音频不可检测的滑翔机到敌军精密雷达无法检测的战斗机进行研究，不断扩张隐形计划。1974年，DARPA的战术技术办公室开始致力于高度保密计划——建造“高性能隐形机”。第二年，DARPA和麦克唐纳—道格拉斯公司以及诺斯罗普公司签署了合同。这两家公司是DARPA认为最有资质完成隐形工作的国防承包商。
伟大的转折终于出现。20世纪70年代中期，洛克希德在隐形技术上取得了里程碑式的进展，为中央情报局研究出高度机密的A-12O xcart侦察机（A-12后来成为非机密的SR-71侦察机，由空军操控）。有关中央情报局的机密隐形计划的消息被严密监控，即使DARPA负责人乔治·海尔迈耶（George Heilmeier）也并不知情。1974年，当洛克希德臭鼬工厂的管理人员了解到DARPA的“高性能隐形飞机”的研究工作时——他们本没有被邀请参加——他们恳请中央情报局允许其和海尔迈耶讨论一下A-12 Oxcart。讨论之后，洛克希德被邀请竞标并最终胜出，与DARPA签订了秘密行动合同。
首次由理论变为现实的机型是F-117隐形战斗机，被命名为“绝望钻石”。之所以这么命名是因为它就像希望钻石，但洛克希德公司的工程师最初并不确定它是否能飞。“我们设计了由多个小面组成的平板，让它们像镜子一样将雷达波从飞机上散射出去。”爱德华·洛维克（Edward Lovick）回忆道。他是一个物理学家，曾在这项计划中担任领导。“绝望钻石”之后还出现了大量的模拟机型，这项工程最终成为代码“海弗蓝”的DARPA计划。有两架飞行器是由加利福尼亚州伯班克洛克希德臭鼬工厂建造的，1977年4月在内华达的“51区”测试飞行。美国空军很满意这种飞行器的低可探测性，于1978年接手了这项计划。隐形技术是很庞大的机密工程，涉及超过一万名军事和民用人员，必须保密才能保证这种秘密武器的能力。因此，空军设立了顶级机密设施供F-117隐形战斗机飞行，在内华达州托诺帕以外“51区”北部，代号为“52区”。
从历史角度来看，20世纪70年代对于DARPA来说，是其形成时期。离开了五角大楼，DARPA逐渐成为自己。国会仍然对高级研究计划局之前的社会科学计划持反对意见，监管委员会批评其在后越南时期一直过度浪费、肆意蛮干、缺乏监督。在五角大楼一提到“全心全意”就会让人们退缩。为了避免国会举“红旗”，只要和行为科学有关的计划DARPA都重新命名或者改换名称。
DARPA的社会科学办公室（越战时期的确存在）被称为人类资源研究办公室，简称为HumRRO。在后越南战争时期，人类资源研究办公室的研究计划集中于从生理学和心理学观点改善人类行为。两种重大观念开始融合。第一项大工程是研究疼痛的心理机制，与战场上的士兵受伤有关。DARPA希望科学家研究出士兵是否能够在战斗中抑制疼痛，如果可以，如何实现。第二项大工程是关于对身体功能“自我调节”的研究，之前人们认为这种调节很脆弱。长远来看，士兵如何在激烈的战争环境下维持最好的表现呢？
这是DARPA的转型期。它已经从20世纪50年代的空间和弹道导弹防御部门转变为20世纪60年代负责极富争议的越战计划的部门。之前种种事件减缓了这个部门的转变，现在又重新开始了转变进程。在物理学家史蒂芬·卢卡西克的指导下，20世纪70年代中期，DARPA将有全新转变——全力“冲刺”，卢卡西克激动地说。在该时期的加速创新时期，DARPA将播下种子，为它成长为国防部最强大、最有威望的部门播撒希望。
“指挥控制的关键实际上是通信。”卢卡西克在接管这个部门不久之后说。指挥和控制，简称C2，现在扩展为指挥、控制和通信，简称C3，这个概念成为卢卡西克执掌DARPA之后新的核心。先进的指挥控制和通信技术在很大程度上要依靠电子计算机。从1965年开始，当时被称为合成电子集束的微芯片的能力逐年成倍提高，计算机工程师戈登·E.摩尔（Gordon E.Moore）发现了这一概念并在电子杂志发表文章进行论述。在“填充更多组件成为集成电路”方面，摩尔预言这种能力提高的趋势在未来十年还会持续。摩尔很有先见之明，这就是后来著名的摩尔定律。成倍是很强大的概念：10×10=100；100×100=10000；10000×10000=1亿。2014年，苹果在iPhone 6里放置了20亿根晶体管。
1974年，DARPA的超级计算机伊利阿克IV在加利福尼亚州的艾姆斯研究中心开始运转，它是世界上最快的计算机。它的平行处理能力使得诸如实时视频处理、噪声降低、图像增强以及数据压缩等方面的技术得以发展——这些显然都是21世纪的技术，但它们都起源于DARPA的科学研究。卢卡西克的C3计划也倚重于DARPA另一项新兴技术阿帕网络（ARPANET）。
至此，距利克里德发出他那份偏执的备忘录提议五角大楼创建计算机互联网络已经过去十多年了，当时他称这个网络为“星级计算机网络”。利克里德于1965年离开五角大楼，两位空想家接管了指挥和控制（C2）研究办公室，从那时起重新命名为信息处理技术办公室。计算机制图学专家伊凡·苏泽兰（Ivan Sutherland）曾经和丹尼尔·斯洛特内克（Daniel Slotnick）共同致力于伊利阿克IV，他和实验心理学家罗伯特·W.泰勒认为计算机将会带来世界性革命，而计算机网络将是这场革命的核心。通过计算机网络的设计，个人计算机使用者不仅有渠道得知他人数据，而且能用一种全新方式和他人交流。1968年利克里德和泰勒合著发表了一篇文章，其中预言，“几年之后，人们将通过机器有效交流，不再是面对面交流”。到2009年，每天发送的电子信息会比这个星球上的人还多。
苏泽兰和泰勒开始让DARPA承包商在全国各个大学研究实验室询问关于联网计算机概念的看法。得到的反馈无一例外都是赞同。总体来说，科学家和工程师都对他们在计算机方面取得的微小进展感到挫败。这让苏泽兰和泰勒思考，为什么不尝试将几台大学计算机联网以便DARPA承包商相互分享资源？这需要在距离数英里的不同计算机之间建立电子联网系统。这项工程相当艰巨，但苏泽兰和泰勒相信它能完成。
泰勒找到DARPA主任查尔斯·赫兹菲尔德（Charles Herzfeld），申请足够的资金在四台不同的大学计算机或称节点之间建立连接。赫兹菲尔德告诉泰勒，他认为这听起来是个好主意，但担心是否可行。如果四台计算机连接在一起，赫兹菲尔德说，一台有问题就会导致四台计算机同时崩溃。泰勒思维敏捷，回应说他打算在这个系统中植入网络冗余的概念，如果一个连接操作失灵，在计算机中间游走的信息就会另择通道。赫兹菲尔德问泰勒觉得需要多少资金，泰勒说100万美元。
“想法很好，”赫兹菲尔德说，“你会拿到比100万美元还要多的预算。”然后他让泰勒着手开展工作。
泰勒离开赫兹菲尔德的办公室后就直奔自己的办公室。后来他回忆道，当时一看表，相当惊讶。“天哪，”他想，“只用了20分钟。”除了网络冗余还有很多相关问题——确保不会因一台计算机使得系统失灵——源自那次会面。所以直到2015年，依然没有任何一个组织、公司或者国家能够拥有或者完全控制内部连接的计算机网络全球系统，即互联网。那不过是一次匆忙的会见。
最初选定的四所大学分别为加利福尼亚北部的斯坦福研究院、洛杉矶市的加利福尼亚大学、圣塔芭芭拉市的加利福尼亚大学以及盐湖市的犹他大学。1969年，DARPA承包商博尔特、贝拉尼克和纽曼（成为首批东海岸节点）。到1972年有24个节点，包括五角大楼。连接这些节点的主要负责人是一位名叫罗伯特·卡恩（Robert Kahn）的电气工程师。当时，卡恩称他所做的是“互联网工作”。很快这个词就被缩略为“互联网”。
有着DARPA节点的网络不断发展，卡恩希望设计一种通用语言或者协议以便所有新的节点能够和现存节点以同样的语言进行交流。为此，卡恩和另一位DARPA的程序管理员温特·瑟夫（Vint Cerf）共同组队，一起发明了传输控制协议（TCP）和互联网协议（IP），从而让新节点和阿帕网无缝对接。直到今天，TCP/IP仍然是互联网通信协议的核心。到1973年已经有36个阿帕网节点通过电话线个在夏威夷，通过卫星链路连接。同年，挪威地震台阵和阿帕网连接，利克里德关于“星际计算机网络”的想象变成了国际现实。
1975年，DARPA将阿帕网系统转交给国防通信部，1982年，收发邮件标准落实到位。1983年，五角大楼分出一个只做军事用途的网络——美国军用网络（MILNET）。今天，阿帕网被普遍认为是“DARPA承接的最成功的工程”。
鉴于在计算机技术、网络能力以及阿帕网方面取得的成就，DARPA对于发展整个新的C3基础的武器系统跃跃欲试。大约在1974年，DARPA针对五角大楼如何对苏联入侵西欧做好准备，秘密发起了几项研究，负责其中一项研究的战略家是前兰德数学家阿尔伯特·沃斯泰特（Albert Wohlstetter），核二次打击学说的提出者。沃斯泰特现在是芝加哥大学的一名教授，研究“区分归类”新军事技术以便让总统“针对大规模核破坏”有不同选择。沃斯泰特成立研究组，称其为战略选择组，协助他分析研究。1975年2月，研究组完成了众所周知的《长期研究发展计划项目总结报告》。
在这份报告里，沃斯泰特总结了几项DARPA在越战时期开展过的值得重新关注的工程。列表第一项是激光制导的炸弹导弹的有效性。越战最后一年，美国空军向越南北部发射了10500枚激光制导炸弹。大约5100枚炸弹“直接命中”，4000枚发生了“25英尺的圆概率误差”（CEP），数量接近一半。和之前战争中无制导的“哑”弹成功率相比，包括“二战”、朝鲜战争以及大部分越南战争时期，这个数据已经“相当不错”，沃斯泰特写道。轰炸清化桥是最佳佐证。清化桥是越战横跨马江的大跨度钢结构桥，长540英尺，位于河内以南约70英里处。这座桥是越战战争期间北越重要的供给路线，越共一直以游击队形式进行防御。这座桥被300个防空系统和85个地对空导弹系统环绕。一组苏联支持的MiG战斗机空军联队驻扎在附近。20世纪60年代末期的几年里，空军和海军曾尝试摧毁这座桥，但都没有成功。到1968年，11架美国战机在试图轰炸这座桥时被击落。时隔四年半，1972年5月，装载了最新的激光制导炸弹的14架F-14轰炸机出发执行轰炸任务。连续几次直接命中之后，这座桥最终被摧毁。“这证明非核武器但几近零失误的技术在军事上是可行的、有效的。”沃斯泰特写文高度评价了这种新型“灵活”武器。
沃斯泰特还对DARPA早期对迷你无人机的研究很感兴趣。迷你无人机的研究对于先进的激光制导武器技术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这一事实在军事历史书中有提到。DARPA的越南无人机计划源于国防研究与工程署（DDR＆E）的约翰·福斯特（John Foster）对飞机模型和远程控制的热爱。两架名为Praerie和Calere的无人机引起了沃斯泰特的注意。Praerie和Calere在当时可以说相当小，每架75磅重，包括28磅的有效荷载，可以装载照相机、小型炸弹或者一个单位的“电子战争有效负荷”，由一个除草机的引擎提供动力，可以持续飞行最多两个小时。Praerie装载了一台电视相机，还使用了激光目标技术。这是首架装载末段制导炮弹直接命中坦克的无人机，是亚利桑那州华楚卡堡现场实验取得的里程碑式成就，实验日期不明。Calere无人机也具有同等的开创性。它配备另一项越战时期的发明——前视红外雷达，能使无人机在黑夜期间的低纬度区域“看得见”。
DARPA还开发了其他更大“更复杂的”无人机，引起了沃斯泰特的注意，这是在1974年DARPA一次隐晦的内部采访中相关人员披露的。“夜间豹”和“夜间瞪羚”是无人直升机，“配备了装甲板和自封增程油箱，拥有实时昼夜战场侦察能力”。这种无人直升机应海军陆战队的操作请求于1968年3月投入战场使用。为建造夜间豹，DARPA翻修了一架海军QH-50达什反潜直升机——最初为水下潜艇设计打击鱼雷所用，增加了远程控制电视系统，称为“侦察—观测系统”，能够将图像实时传输到地面站台——一辆可移动的吉普车。吉普车有电力供应，配备天线，内部装载着很多遥感和电视装备支架。无人机操纵员在吉普车里能够操纵无人直升机从起飞到降落并且全程监控。无人机在敌军领土飞行时拍摄的图像由吉普车上的设备录下来，传回船上的控制台，指挥官因此能派遣高性能攻击机轰炸无人机识别的目标。这种技术在战争期间史无前例。1974年，沃斯泰特开始认识到无人机未来的潜力。随着计算机越来越小，处理数据的速度不断提升，相信无人机在不久的将来就可以深入敌军腹地拍摄目标并实时为指挥官传送图像。
DARPA还开发了一项重大技术，能使越战时期形成的系统聚集在一起，称为全球定位系统（GPS），GPS是以卫星为基础的航海技术。GPS开始是一项军事机密计划，目的是调整武器瞄准目标。DARPA开创性地将GPS计划称为TRANSIT，开始于1959年。当时DARPA和霍普金斯大学应用物理实验室签订合同，要创建第一个卫星定位系统，共计使用6颗卫星，三颗定位，三颗备用。
经过几次失败发射后，TRANSIT最终于1963年6月定居太空。为防止敌军获取目标瞄准信息，系统从一开始就设计植入了一个偏置功能，称为选择可得性（SA）。如果个体能够设法使用私人接收器接入GPS系统，目标信息将会偏移几百英尺。
接下来的十年里，海军和空军发展了各自的卫星基础航海系统，但两个系统互不兼容。1973年，五角大楼命令DARPA创建一个可供军事部门共享的简单系统。于是，DARPA开发出了导航全球定位系统。开发过程有如愚公移山，需要搬运诸多技术绊脚石，历经数次失败的火箭发射。最终，由24颗卫星组成的卫星群于1989年被发射到高空，并开始围绕地球运转，每颗卫星都配备了原子钟保持同步。现在，美国军队已经拥有全球精准导航覆盖，无论任何天气条件均可实时监控。
20世纪90年代，人们对于卫星基础的全球定位技术兴趣不断提高，欧洲公司开始开发类似GPS的民用系统，新兴工业蓬勃发展。为保证美国的先锋地位，克林顿总统于2000年5月中止了GPS选择可得性的功能，自此，数十亿人都可以使用由DARPA开发的精准的GPS技术。
20世纪70年代中期，沃斯泰特在DARPA做分析工作。他认为，越战期间各种不同的技术系统——传感器、计算机、激光制导武器、阿帕网以及无人机的融合，为开发他所谓的“系统的系统”提供了无限可能的发展空间。接下来一年，在《长期研究发展计划程序总结报告》建议的基础上，DARPA开始研究一个新的武器项目，称为突击破坏者。一系列互不相关的技术将被融合在一起，完成卢卡西克曾经的梦想，用于“指挥、控制与通信”。突击破坏者还将使用雷达追踪和相机确认技术，使将来的指挥官精准袭击敌军后方的目标，甚至是移动目标。这样一种武器和技术结合在一起的系统是人们从没想象过的，而这一切都源自越战。
20世纪70年代，苏联因为建设了一个隐匿在华盛顿特区内外的间谍网络而声名狼藉。没过多久苏联就了解到了DARPA突击破坏者的机密计划。因此，苏联军队高层开始学习这一理念并计划对策。1978年，一篇关于突击破坏者的文章出现在苏联军队的机密期刊《军事思想学》上。如果不是前兰德分析家安德鲁·W.马歇尔（Andrew W.Marshall）目光敏锐，美国还不知道苏联已经知悉DARPA的“系统的系统”。马歇尔是沃斯泰特的门徒，如今已经在五角大楼有了自己的一席之地。1973年，尼克松政府创建了净评价办公室，致力于预报未来战争。马歇尔就是这个办公室的主任。在兰德，马歇尔作为博弈理论专家声名显赫；在五角大楼，由于他惊人的预测天分星耀巴黎丨全新clash，被人们称为绝地大师（Jedi Master）尤达（Yoda）。他和DARPA的主任和项目经理一直定期联系，持续了40多年。
20世纪70年代，马歇尔的工作之一是监测苏联将领的秘密日记内容。马歇尔在读《军事思想学》时，了解到苏联将领非常担心关于突击破坏者的预言——即“系统的系统”，他们正在研究模拟对抗措施。苏联对于DARPA突击破坏者的理念一直很担心，并设法上报到苏联军队指挥系统的高层。1984年，苏联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参谋长马歇尔·尼古拉·奥加尔科夫（Marshall Nikolai Ogarkov）写了一份机密备忘录，担心突击破坏者能够赋予美国人建立“自动侦察打击综合体”的能力，这种能力必然导致“军事技术革命”。马歇尔将“军事技术革命”改为“军事事务革命”，自此成为著名的五角大楼准则。这一词条用以说明当某一国家或战斗力量创造的技术或战略能统领其他一切军事系统，使对方诸多早期的武器系统相形见绌是怎样一种情形。
10年前，随着越战结束，DARPA预算削减，卢卡西克恳请国会准许DARPA进行“有革命性影响的高风险工程”。卢卡西克向国会说明，在现代世界，拥有最强大武器的国家不一定处于领先地位。随着21世纪的临近，他认为领先地位应该属于拥有最佳信息的国家——拥有最佳信息就能迅速制订计划、部署协调、发动袭击。11年之后，他的远见得到了证实。苏联对于DARPA以C3为基础的军务革命深感受到威胁。
技术以惊人的速度不断向前发展。1977年，哈罗德·布朗成为卡特总统的国防部长，是国防部第一位核科学家部长。布朗相信，要取得军事优势，先进的技术要求非常紧迫，而且科学进步是经济繁荣的关键。“布朗将技术领导力转变成国家战略。”DARPA历史学家理查德·范·阿塔（Richard Van Atta）说。虽然通货膨胀和失业率不断增长，DARPA的预算却翻了一倍。微信息处理技术的发展日新月异，高速通信网络和全球定位系统技术也如旋风般加速发展。DARPA的潜行、先进传感器、激光制导军火以及无人机等高机密、高风险和高产出的研究项目都在秘密进行。不久，突击破坏者技术将趋于成熟投入战争使用。由此，将产生全新工业。
1978年秋天，在亚利桑那州威廉空军基地的飞行训练部，34岁的心理学博士、空军上尉（之后为上校）杰克·A.索普（Jack A.Thorpe）坐在飞行模拟器里，突然产生一个大胆的想法。这台位于人力资源研究所的飞行模拟器是全国最先进的模拟器之一——也是成本最高的，建造费用超过2500万美元，大概相当于2015年的1亿美元。它由电子计算机驱动，被安装在液压运动系统上，移动起来就像在乘坐嘉年华的马车。索普所坐的模拟器还和另一台计算机连接，这一组合在当时的科技领域独一无二。
“另一个飞行员驾驶的飞行器出现在我的屏幕一角，像个小小的卡通图标。”索普回忆道，“这意味着在1978年这是美国唯一一台两名飞行员同时操作进行飞行训练研究的模拟器。”
突然间，索普被自己突然冒出的想法吓了一跳。如果空军飞行员坐在一个像他现在坐的小房子里，看到的并不是计算机屏幕上移动的卡通图标，而是三维立体的世界会怎样呢？如果能让他感觉犹如坐在真正的飞机里，旁边是一同飞行的僚机又会怎样呢？索普将自己的想象命名为“高保真模拟器”，试图营造一个虚拟世界。
索普回到华盛顿特区的驻扎地博林空军基地后，将刚才的想法写成了《未来观察：机组人员训练（1980～2000）》。在这篇文章中，索普描述了一种飞行训练场景，整个舰队的全体飞行员能够一起备战，可以单独训练但由飞行模拟器连接在一起。每个飞行员都能在同一个战场空间驾驶单独的飞行器。在这种虚拟现实里，飞行员之间可以视频连接，飞行员和指挥官之间可以声控连接。指挥官位于远程信息中心工作，是一个实体中心，索普称其为战略发展中心。索普的战略发展中心拥有“一个三维全息电子沙盘”。他写道：“战术家和战略家能够在这上面看到飞行员在模拟器里的情况。”在这种计算机生成的环境中，指挥官通过空中卫星资源传输信息，实时“了解”战场情况。这是一个全新的模拟世界，飞行员可以进行训练，指挥官可以制定战略。
模拟器提供了“实时正式预演”的可能，索普写道，实现飞行员在即时实战情况下集体训练，不会产生致命结果。基于不同模拟器的结果，指挥官能快速识别每位飞行员应该采取的行动进程。索普对于DARPA计划一无所知，也不曾秘密参与新组建的突击破坏者机密细节，但他几乎和沃斯泰特的预见完全一致。只是索普的高保真模拟器是战争的训练工具，在虚拟世界里进行，而突击破坏者是10亿美元的武器系统，要在实战中发展部署。
几位高级官员邀请索普演讲。“他们都是特技飞行员，每一位的飞行时间都能达到数千小时。”索普回忆道，“而我就像个没有翅膀的小丑，在空军长官面前提议取消飞行训练时间。我不太擅长表达。他们把午饭递到我面前。”高级官员对于他的想法报之轻蔑一笑。
索普认为他漏掉了自己设计的这个谜题中一个关键的部分，但他至今仍然不知道究竟是什么。“没有什么比对你大嚷大叫而让你无法思考、难以反应的事情了，”索普说，“我明白你们不能取消飞行训练时间。模拟器只是为训练某些战斗技巧提供一个更好的选择，因为有些战术除了实战无法在平时得到训练。”比如，他接着说：“你要用干扰发射机等设备训练，但干扰发射机绝不能在和平时期开启，（因为）敌人（很可能）会发现。模拟器的真正价值就在于教授训练非实战不能应用的技术，那一刻，我‘啊哈’一声，灵光一现，设计模拟器的方式突然间清晰了。”只有几个高级官员支持索普的理念，大部分人很难有所预见。不过，“偶然有一次”，索普说，“我聘请了五角大楼的一位图形设计师，对我提议的关键部分制图加以阐明”。于是索普的论文附上了精致的图纸，得以被五角大楼高级官员审阅。“每个人都说，‘嘿，很酷’，”索普回忆道，“但他们也说，‘实际上技术还未达到’。”很多看到索普图纸的同事对他说：“我们甚至还不知道如何开始建造那样的东西。”
1978年，对于索普的远见卓识，最大的阻碍之一就是如何将模拟器连接在一起。“还没有人设想过军事设施之间的网络连接，”索普说，“阿帕网实验是将不同大学间的几台计算机连接在一起，结果尚不明确。”大部分内容仍然是保密的。索普对于未来的预见似乎更像科幻小说而不是科学，因此他的论文被搁置了。
1981年1月，索普回到罗得岛州纽波特的海军军事学院之后，从空军借调到DARPA。索普成为系统科学部门的项目经理，和鲍勃·卡恩管理的信息处理技术办公室相邻。鲍勃·卡恩和温特·瑟夫共同创建了传输控制协议/互联网协议。索普回忆当时在DARPA时期的兴奋之情，“那就是小设备的宇宙中心”。DARPA位于弗吉尼亚州阿灵顿市威尔逊大道1400号，系统科学部在街道对面有自己的演示设备，“在那里可以尝试所有的新设备，把它们拆开再重新装上，或者将其中之一融合进另一系统”。索普回忆起这样一个例子。1981年或是1982年，世界最早的光盘播放器之一抵达DARPA，是日本一个小电器公司发来的。“当时世界上只有几片CD，”索普回忆道，“上面有音乐。我们的主任对听音乐并不感兴趣，但我们对于使用这项技术存储数据的想法很感兴趣。”这个光盘播放器大概有行李箱那么大。
在DARPA大楼，顺着索普办公室的走廊走下去是控制论技术办公室，主要研究人工智能。一天，前控制论技术项目主任、索普的老板克雷格·菲尔茨（Craige Fields）问索普是否有什么好想法。
“我掏出原来的高保真模拟器图纸，”索普说，“菲尔茨是个聪明人，他看了之后说，‘我喜欢这个想法’。他建议我们和主任拉里·林恩（Larry Lynn）谈谈。”索普向林恩解释了他的想法，林恩说他也很喜欢这个想法。
上尉杰克·索普曾经的论文如今演变成DARPA一个称为模拟器网络工作的项目（SIMNET）。广而言之，SIMNET的目标是将一种新元素加入到指挥控制（C2）系统中，即训练。C2最终变成了C2U，“U代表大学”，索普说。
1983年4月，SIMNET成为又一个DARPA项目。但没有哪个项目像它一样曾经尝试那么久。和DARPA其他不切实际的科学冒险一样，SIMNET被给予了成功或失败的空间。“DARPA和当时大部分部门不一样，它允许部分失败。”前DARPA项目经理乔·曼格诺（Joe Mangano）说。
“20世纪80年代早期，防御圈大部分人士认为打造一个世界范围内可负担、大规模、自由活动、实兵对抗的联网战争系统是不可能的。”退休陆军上校尼尔·考斯比（Neale Cosby）2014年回忆道。考斯比曾经是SIMNET项目的主要研究者，在DARPA工作了五年。SIMNET将会让所有人惊讶不已，不仅是因为它的军事应用，还因为它将创造数十亿美元的产业。1997年《联线》杂志报道称：“威廉·吉布森（William Gibson）没有创造出网络空间。”威廉·吉布森是一位科幻小说作者，于1982年创造了网络空间这个名词。“但空军上尉杰克·索普做到了。”SIMNET使网络空间首次成为现实，它创造了世界上第一个大规模多人在线角色扮演游戏（MMORPG）——一般被称为MMOs了。
20世纪90年代末期，MMOs开始在游戏社区流行，到2003年成为主流游戏。MMOs现在能同时支持大量玩家，每个个体玩家都能通过网络连接到游戏。MMOs最流行的游戏之一是《魔兽世界》，前十年的订阅量超过了25亿美元。每个月大约有1000万《魔兽世界》的订阅者开发美妙的虚拟幻境，与怪兽作战，通过替身完成任务。
2008年，MMOs的使用者数量相当可观，中央情报局、NSA和DARPA不得不展开全面的数据调查，追踪《魔兽世界》的订阅者，明确他们在虚拟世界如何存在相互联系。为了这项研究，中央情报局分析家创造出替身进入虚拟的魔兽世界。中央情报局暗中监视MMOs使用者的活动是保密行动，直到2013年才曝光。前国家安全局的承包商爱德华·J.斯诺登（Edward J.Snowden）公开了含有这个项目很多细节的顶级，其中还涉及英国情报局。“虽然在线游戏似乎是一种无害的娱乐形式，但一旦调查起基本的特点和能力时，就很有可能变成目标丰富的交流网。”一份顶级机密报告写道，“《魔兽世界》可以提供将信号情报目标隐藏于普通场景的方式。”
再回到1983年，信号情报当时才刚刚起步。MMOs未来还有很长的路走，现在仍然是想象中的虚拟。SIMNET是为战争训练士兵的。对于索普来说还有十多年的工作在等他完成。
1983年3月23日晚上，一辆长长的黑色豪华轿车停在罗纳德·里根（Ronald Reagan）白宫的南门处。后面车座上坐着的是时年75岁的爱德华·菲勒（Edward Feller）。菲勒对于到这里来的原因并不是很清楚。他刚从加利福尼亚的住所飞过来，因为他的副官三天前给他打电话说里根总统非常希望他今晚能来白宫。
菲勒拄着拐杖，一瘸一拐地走过白宫的门厅，随后登上台阶进入蓝屋。菲勒一进门就受到了海军上将约翰·波因德克斯特（John Poindexter）的欢迎。波因德克斯特是总统国家安全事务的军队助理，他请菲勒入座。36把椅子已经整齐地排列好，菲勒坐下等着。旁边的座位上是贾松科学家、诺贝尔得主查尔斯·H.汤斯（Charles H.Townes），他是激光的主要发现者。
晚上8:00，里根总统在国家电视演讲中向全世界宣布，他决定发起一项全新的研发项目，拦截各个飞行阶段的苏联洲际弹道导弹。这项战略防御计划（SDI）需要大量先进的技术系统，大部分还在开发阶段。DARPA在SDI成立独立部门之前对其负责。
里根总统说，开启这项创新计划的原因很简单。他上任伊始惊闻苏联的核打击事件，作为总指挥官，唯一的选择就是以全面回击苏联的核打击作为回应。里根说他不愿意生活在核末日大战的阴影里，即同归毁灭论。美国需要在苏联导弹到来之前有能力将其击落。这项大胆全新的SDI计划将使美国拥有这种能力。
数十年来，贾松科学家等国防科学家已竭尽全力破解弹道导弹防御难题，最终总结出针对洲际弹道导弹的突袭根本无法做出防御。现在，里根相信，技术已经足够先进，弹道导弹防御目标将在不远的将来得以实现。
战略防御计划涉及巨大的太空镜、天基监督追踪系统、太空战斗站等。目前最受关注的因素是X激光，科学家自20世纪70年代就开始在劳伦斯利弗莫尔国家实验室研究相关课题。但利弗莫尔研究组之外很少有人了解X激光背后的科学，至于X激光是核爆炸产物，知道的人就更少了。
里根演讲之后，过了几天，国防部长卡斯帕·温伯格（Casper Weinberger）离开五角大楼去向国会做关于战略防御计划的说明。和他一起去的是副部长理查德·D.德劳尔（Richard D.DeLauer），一位弹道导弹专家。温伯格部长不是很理解SDI背后的科学，德劳尔试图向他解释。
德劳尔直言相告。他作为导弹公司TRW的前任执行副主席、航空工程哲学博士，深知X激光背后的科学。“你要在空中引爆核弹，”他告诉国防部长，“那就是你得到X激光的方式。”
这让温伯格部长感觉自己的理论有点站不住脚。里根总统已经和公众确保新计划将不涉及空间核武器。“它不是炸弹，对吗？”温伯格又问了一次。
德劳尔这次斟酌了一下。他说没有必要将X激光称作炸弹，可以将其描述为涉及“核事件”。
1985年，德劳尔在接受洛杉矶时报的一次采访中，逐字转述了这个故事。他说国防部“不理解这项技术”。后来又补充道，“大部分人听不懂”。
激光是由查尔斯·汤斯于20世纪50年代末期发现的，查尔斯因此在1964年获得物理学诺贝尔奖。大家普遍感觉激光是一种能发射光的装置。不过它不像灯泡等光源，发出的光线能消散。激光中的所有光子都按照同一个方向完全平行、步伐一致地前进，没有任何偏差。对很多人而言，激光完全是科幻小说的内容。2014年，时年98岁汤斯接受笔者采访时承认，他是在读了阿列克赛·托尔斯泰1926年名为《加林死亡射线》的科幻小说后得到启发。“这种闪光死亡射线的想法很神秘，引起了人类注意，”汤斯说，“我们还有关于水星闪电和死亡射线的科幻小说。”托尔斯泰的《加林死亡射线》成书半个世纪之后，乔治·卢卡斯在科幻电影《星球大战》中以天行者卢克的光剑将这个概念现代化。
最早涉及激光、镜子和空间的实验之一发生于1969年，据史书记载大部分都已经丢失了。实验开始于那一年的7月21日，汤斯说，当时有两人首次实现在月球行走。在月球表面，“宇航员尼尔·阿姆斯特朗（Neil Armstrong）和埃德温·B.奥尔德林（Edwin B.Aldrin）在月球上放置了一排小反射镜，将它们面向地球”。回到距离月球24万英里的地球后，两组天体物理学家，一组在加利福尼亚州汉密尔顿山顶的利克天文台，另一组在洛克山上得克萨斯大学的麦克唐纳天文台，详细记录了宇航员放置镜子的确切位置。“十天之后，利克组将望远镜对准那个位置，同时发射一种微小脉冲功率到已经植入望远镜的一小块硬件中。”汤斯说。在望远镜里，从一个红宝石晶体中出现了一束“非常纯粹的红光”，穿破天空直插苍穹，这就是一束激光。
以每秒18.6万英里的光速行驶，激光光束不到两秒就射到阿姆斯特朗和奥尔德林放在月球的镜子上，再以同样的时间回到地球，回到利克组“检测其光束微弱反射”的地方，汤斯解释道。这次实验传递了大量科学数据，有一组是非常显著的。“光线发射和返回之间的时间间隔使得计算月球和地球间距精确到英寸，这是史无前例的精确测量。”汤斯说。激光光束可以测量天文学家和宇航员有史以来一直好奇的事情：到底月球离地球多远？
当天体物理学家使用激光技术用于和平目的时，国防部已经考虑将激光用于定向能武器（DEW）。1968年，DARPA创建机密的激光计划，称为“八号”卡片，直到今天依然保密，其他激光计划也一样，甚至连名字都是保密的。定向能武器有很多优点，最大的优点就是速度。以光速行驶意味着定向能武器可以在两秒之内击中月球上的目标。
在白宫蓝屋前排听到里根那次历史性的声明之后，爱德华·菲勒和查尔斯·汤斯的反应截然不同。菲勒完全赞同这个想法，他将成为战略防御计划以及之后“智能卵石”计划的领头科学家。查尔斯·汤斯却不相信里根的SDI概念有效。
“对于一个不了解这项技术的总统来说，可能觉得它很吸引人。”汤斯说，“但它并没有真正吸引我，或者让我觉得可行。但你能看出原则上里根认为它相当不错。它就像有可能成为现实的一个神话。”
演讲第二天，爱德华·肯尼迪（Edward Kennedy）参议员批评总统的倡议，称其为“不计后果的‘星球大战’计划”。大家都开始沿用这个名字。从那以后，全世界都知道总统的计划叫作“星球大战”。科幻小说和科学再一次相互交汇。对大多数人来说，现实世界的激光、死亡射线以及定向能武器在科学上是不能理解的，但对于科幻小说来说并不难。
国会担心战略防御计划技术上不可行，政治上不负责任。即使科技上可行，也会跟苏联引发新一轮危险的军备竞赛。但辩论之后，国会认可了里根政府的战略防御计划，在接下来的十年里，国会批准了将近200亿美元的开销。人们时常提起克林顿政府取消了战略防御计划，实际上只是取消了某些成分。战略防御计划从未线年，《财政时报》报道，自里根首次提议战略防御计划开始，30年间花费超过1000亿美元，其中800亿美元是近十年花费的。
太空仍然是各国争相寻求占领的地方，但全面战争从未开始过。对于致力于DARPA模拟网络计划的科学家和工程师来说，他们的主要精力还是放在陆地上。自从拉里·林恩准许开展模拟网络计划那年开始，这个计划就有了长足的进步，尤其是把军队包含在内成为事实。所以1984年春天，已经是陆军少校的杰克·索普能够在肯塔基州诺克斯堡的传奇武器学校操控一辆6吨重的M1亚伯兰坦克在松林丛生的露天场地深处爬上泥泞的土坡。
“我们开始研究模拟网络时，是受到了苏联武器战争的威胁，”索普说，“也就是坦克。”这意味着模拟坦克战争是模拟网络计划的首要任务。设计的目标是创造出感觉真实的模拟现实。所以索普和DARPA团队在诺克斯堡驾驶坦克穿越泥地，试图“抓住坦克的感觉”，索普说。DARPA对于模拟网络有深远的计划，目标是建造装载360台模拟器的4个模拟网络中心，每个中心约90个。当时clash98穿线磅数建议，，索普和DARPA团队正致力于最初的两台模拟器，是M1亚伯兰坦克的模型。
因为模拟器不能动，重点就放在了声音上。位于拉荷亚的科学应用国际公司负责确定野战部队的机械训练幅度和收集数据。国防承包商加利福尼亚Perceptronics公司被聘请设计玻璃纤维、胶合板模拟器以及连接电线播放声音。“对于外面的人来说，105毫米坦克枪击中山下目标的声音相当大，但对于坦克里面的人来说经历完全不同。”索普说。因为超压，几乎听不到声音。“难以置信地安静”，里面有的只是移动，索普说，“是一种完全不同的声音”。声音专家和Perceptronics以模仿机枪射击时松动部件的振动复制坦克内部的声音。“手套盒子里的硬币，”索普回忆，“松动的螺栓，任何不紧的东西。”回到实验室，为了制造出那种“嘎嘎”声，声音工程师用坚果和螺栓装满一个金属饼盘，将饼盘贴到低音炮的顶端，藏在坦克模拟器玻璃纤维的后面。之后，曾经是阿帕网主要承包商的博尔特、贝拉尼克和纽曼，为模拟器开发了网络和制图技术。
1986年，在诺克斯堡举办的年度军备会议是模拟网络计划历史上的一座里程碑，弗莱德里克·布朗（Frederic Brown）将军和另一位将军将测试这个系统，他们认为顶多是模拟战争的游戏。索普称最初的两台模拟器“大概80%（完全）是由玻璃纤维和胶合板制成，一只手控制回转炮塔”clash98穿线磅数建议。这两台网络坦克模拟器彼此相隔20英尺远。两位将军坐在自己的座位上，DARPA团队也挤在里面。
“两位将军都没有虚拟世界的经历。”索普说。“这时布朗将军看到他前面的屏幕上有另一辆坦克的图标。我说，‘在那儿，那辆坦克里，就是（另外）那个将军’。他不理解。于是我说，‘转动炮塔瞄准那辆坦克’。炮塔转动起来。布朗将军有点眼晕。他应该理解了，我觉得。”索普回忆道，“我告诉他装上子弹。‘先生，’我说，‘如果你现在射击，就能击中那位将军。’”
布朗将军用虚拟武器开火。屏幕上，布朗将军看到另一位将军的坦克爆炸。“一切都暗了下来”，索普回忆道，在虚拟世界里，“那位将军和他的人员都‘死了’”。在另一辆坦克，另外的玻璃纤维和胶合板包厢里，索普听到另一位将军喊道：“重启！”在他的模拟器里，第二位将军的坦克重生了。他回转他的炮塔，瞄准布朗将军，向他射击。
在那个“重启”时刻，索普说，他相信两位将军都已经对模拟网络非常感兴趣。“虚拟世界的行为和真实世界的行为是一样的。”索普说。
第一次尝试之后，两位美国将军都予以认可，模拟网络计划势头强劲，DARPA团队开始生产模型。九个月的时间里，DARPA在诺克斯堡建造了一栋科思科大小的大楼，里面大约有70台坦克模拟器，每一台都是玻璃纤维制成，有差不多像M1亚伯兰坦克的规格或布莱德雷战车大小。“这座建筑设计得像一个冰球场。”索普说。动力和网络电缆从天花板垂下来。“整个坦克部队都将进入虚拟网络中心一起开始训练，如同真正的坦克战斗。”现实世界的问题也将植入系统。“如果你整夜都没关虚拟电源，早晨电池就没电了，”索普回忆道，“如果你没注意地标，没认真看训练地图，就会在虚拟战场上失败。这是实兵对抗，两军交锋。”竞争使训练提高到全新的高度。“必胜的决心迫使人们发明如何打败对手的新观念。”
另一个虚拟网络中心建在佐治亚州本宁堡，之后又在亚拉巴马州的拉克尔堡建立了一个袭击直升机的虚拟训练中心。1988年，第四个虚拟网络中心在德国格拉芬沃尔的美军基地建立，也用于装甲战车。在DARPA的虚拟网络中心，美军发现了一种全新的备战方式。随后，国防部也出人意料地要求建立一个新中心。
“五角大楼高层想要一个他们自己的模拟中心。”尼尔·考斯比（Neil Cosby）回忆道。他当时监管这个中心的工程。承办单位是DARPA的长期合作伙伴国防分析研究院，沿亚历山大市DARPA那条街直走即到。国防分析研究院的办公室位于北博勒加德街1801号，是一座像学院一样有着黄砖和玻璃的建筑。1988年，考斯比回忆，一层包括咖啡厅在内的大部分区域都被DARPA占领，目的是为五角大楼的高级官员建立一个防务分析研究院模拟中心。“我们用伪装涂料涂满窗户，用泡沫铺设一条虚拟柏油路，制造玻璃纤维的直升机、坦克以及飞机驾驶员座舱，之后将所有东西连接在一起并装上电线传输声音。”考斯比回忆道。最终还加入了一个神秘的功能，是其他虚拟中心所没有的。谨慎起见，考斯比和索普称之为“飞毯”。
“是一种让（参与者）将自己放入虚拟世界的方式，不是作为飞行员，也不是坦克驾驶员或者枪手，是飞行中的任何地方，”考斯比说，“就好像你是隐形的。”当时，隐形部分的细节是保密的，因为“飞毯”功能使五角大楼的官员能非常真实地经历驾驶隐形战机飞行在虚拟战场的过程。1974年DARPA开始打造“高级隐形飞机”项目。
DARPA和军队在十年时间里花费了3亿美元发展模拟技术。1990年夏天，虚拟模拟网络系统被移交给美国军队。它大规模应用于美国中央司令部（CENTCOM）在佛罗里达坦帕市发起的军事演习训练。数年来，基于现实世界的意外事故计划，CENTCOM承办了两年一度的军事演习——“内部观察”。“内部观察”军事演习用指挥控制通信技术训练中央司令部的战斗指挥官及其人员。演习包括预制脚本的军事演习情节，演习期间美国军队将迅速部署领地，抗击入侵某块领土的假想敌苏联。过去，冷战期间进行的军事演习通常在伊朗的扎格罗斯山脉和德国的富尔达峡谷进行。
1990年夏天，冷战氛围改变。柏林墙倒下前的8个月，中央司令部的总指挥官诺曼·施瓦茨科夫将军决定，关于“内部观察90”，美国军队将针对不同于苏联的另一个假想敌进行虚拟网络模型军事演习。草拟的脚本叙述中包括伊拉克总统萨达姆·侯赛因（Saddam Hussein）以及他的“世界第四”的军队。在这个脚本中，伊拉克结束了和伊朗的八年战争，将袭击富裕的石油国沙特阿拉伯。作为回应，美国军队参战，协助盟国沙特阿拉伯。因为涉及新的虚拟模拟网络技术，沙特阿拉伯、伊拉克和邻国科威特的真实数据都将植入军事演习的脚本，包括地形、建筑以及城市人口，这在历史上尚属首例。开展军事演习时，中央司令部的战斗人员驾驶坦克飞机运送人员穿过计算机生成的中东部城市以及广阔的沙漠地带，这一情形借助虚拟网络模拟器的帮助，精准异常。
“我们在1990年7月末进行了一场‘内部观察’军事演习，建立的模拟总部完全是由位于埃格林空军基地的计算机与通信设备生成的。”施瓦茨科夫将军在他的备忘录里写道。之后，出乎所有人意料，在军事演习的最后一天，1990年8月4日，伊拉克侵入它石油富足的小邻国科威特——是真的，这是一个离奇的转折事件，科学和科幻小说再一次交汇了。
几个月之后，海湾战争开始又结束，施瓦茨科夫将军就真实战争和模拟军事演习的惊人相似发表评论。
“当任务（比如海湾战争）正在进行，”施瓦茨科夫将军说，“伊拉克真实世界的陆空军正惊人地和演习脚本设想的一样平行行进着。”
1991年1月16日晚6点多，国防部长迪克·切尼（Dick Cheney）正坐在五角大楼E-环的办公室里吃中餐。在他面前的圆桌上放着纸盒装的食物：炖蔬菜、鸡蛋卷和米饭。挂在墙上的电视里，CNN战地记者正在伊拉克的巴格达报道，那边是午夜时分。切尼一边吃晚饭一边仔细倾听。后来他回忆道，当看到新闻提要中记者和巴格达的其他人对于即将到来的战争如此无知，他感觉很古怪，甚至觉得荒诞。引擎由DARPA制造的战斧对地攻击弹道飞弹，以及同样出自DARPA之手的F-117A隐形战机，正在去摧毁部分巴格达的路上。战斧已经无法召回。还有不到一个小时，战争即将开始。
在国防部办公室楼下，仅一层之隔，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科林·鲍威尔将军正在座位上审查目标列表。导弹和炸弹设定袭击摧毁萨达姆·侯赛因的军事指挥中心、通信塔、电子工厂、雷达站等。原定计划“在第一个晚上将它们一举歼灭”，后来切尼评论道。任何战争的升级都会引发人们对于臭名昭著的越战的联想，这是个野心勃勃的战略。巴格达拥有精密的空军防御网络，是世界上除莫斯科之外第二个空中防御最严密的城市。
当时是巴格达时间凌晨2:30左右，因为没有月光，城市一片漆黑，陆军少校“野兽”格雷格·菲斯特（Greg Feest）正准备投下波斯海湾战争的第一枚炸弹。菲斯特少校驾驶F-117A隐形战斗机直奔目标时，突然一阵疑惧涌上心头，让他不知所措。
“我的脑子里有两种想法在打架，”菲斯特后来回忆道，“首先，我有能力识别目标吗？其次，空军想让我投下这枚炸弹吗？”但疑问一闪而过，只持续了几秒钟。“当我接近目标区域时，我感觉很刺激，本能控制了我。我的炸弹上了膛。”
菲斯特少校的目标是巴格达西南努卡布（Nukayb）空军基地的信息作战中心。这个中心是伊拉克雷达网络和空军防御总部的重要连接之地。摧毁它之后，其他非隐形战机进入伊拉克就不会被发现。菲斯特看了看他面前的展示台。“我追踪到目标时，激光开火，”他说，“我只需要播放所谓的高度精密视频游戏，30分钟后我就会回到沙特阿拉伯。”
当地时间2:51，菲斯特驾驶的F-117A上的武器舱门打开，2000磅的激光制导炸弹GBU-27从战机上投向目标。在菲斯特面前的展示台上，他看到了接下来发生的事情。“我看到炸弹穿过十字线，刺穿地堡。炸弹炸出大洞，洞中又发生了爆炸，将地堡的门炸裂。”菲斯特的炸弹击中了位于Nukayb的伊拉克空军防御中心的一半，将其摧毁。
“视频游戏结束了。”菲斯特当时想。但这不是视频游戏，这是战争，菲斯特少校刚刚投下了第一枚炸弹。
一分钟之后，另一枚激光制导的炸弹从另一架F-117A投放，炸毁了努卡布空中基地余下的建筑。当菲斯特驾驶隐形战机返回基地时，他看到了让人吃惊的一幕。天空中大量密集的反战机火炮盲目向他扫射。“我看到几架地对空导弹（SAMs）向天空发射，在我所在海拔的前后都有。”菲斯特后来回忆道。但没有一枚导弹击中他。F-117A在雷达上是看不到的。DARPA的隐形技术项目在战争中创造了革命性的成果。
接下来又有十架F-117A战斗机起航飞往巴格达的市区向目标投放炸弹。在战争的最初24小时里，共派遣42架隐形战机，摧毁了伊拉克31%的目标。而这些仅占美国空军在战争中投入的2.5%。技术最终转变为现实，使得美国不仅拥有战术优势还拥有心理优势。隐形战机就像一枚银色子弹，偷偷溜进伊拉克空军基地，摧毁其国家的空军防御系统，自身却毫发无损。不过伊拉克总统萨达姆·侯赛因依然声称：“决战时刻刚刚开始，战争之母就要来临。”
美国空军针对巴格达的战斗摧毁了萨达姆·侯赛因的复兴党军事基础设施。面对激光制导炸弹、红外线夜间轰炸设备以及隐形战机，伊拉克空军毫无进攻的可能。为了打击报复，伊拉克向以色列和沙特阿拉伯发射了飞毛腿导弹，但美国的爱国者导弹几乎即刻就击落了一枚伊拉克的飞毛腿导弹。爱国者成为战争中首次使用的反弹道导弹。五角大楼宣扬爱国者几乎完美的表现。但在机密通信中有不同的故事版本。在沙特阿拉伯和以色列有27个爱国者导弹炮台，每一个炮台都向来袭的伊拉克飞毛腿发射了近10枚导弹。起初，这个数量并没有什么意义，尤其是对美军副参谋长戈尔登·R.苏利文（Gordon R.Sullivan）来说。怎么能用10颗美国的爱国者反弹道导弹射击天外袭来的伊拉克飞毛腿导弹呢？机密调查显示，因为伊拉克的飞毛腿导弹工程质量太差，在最终射向地面时分裂成多片。诸多碎片迷惑了爱国者导弹，使其误以为每一块碎片都是额外的弹头。高度精密的多弹头分导重返大气层运载工具（MIRV）源于30年前贾松科学家梦想的欺骗性渗透援助。而今粗劣的制作却无意间造成了MIRV的穷人版本。
对于美国军队来说，海湾战争是宣告其“系统的系统”所拥有能力的机会。隐形战机得到的关注最多。但其他飞在伊拉克上方的DARPA系统也同样具有革命性，它们所承载的高科技也值得关注，只是没有那么显眼。遥控飞机在“系统的系统”中作用非常突出，但几乎没有被报道过。远程控制的飞行器或小或大，都能收集地图信息协助战斧导弹瞄准袭击目标。当时大约522架次的遥控飞机出动，总计1641个小时的飞行时长，大部分基于DARPA在越战期间开发的技术。遥控飞机的相机由于配备红外传感器，很容易植入地面部队和卡车，藏于沙袋后面或者伪装起来。遥控飞机传输回信息，用于除掉目标。有一次，一队伊拉克士兵从隐藏点出来挥舞投降的白旗正好被附近遥控飞机的电视摄像机拍了下来。这是历史上第一次敌军士兵投降被机器录下来。
DARPA其他的技术骨干还包括四引擎的波音707-300，隆隆飞行在战场4.2万英尺的上空。这是DARPA的联合监视与目标攻击雷达系统（JSTARS），是一个在上空一圈圈飞行的指挥控制和信息中心，操控大部分地面行动。JSTARS由空军和陆军联合控制，机身下方的前部配备40英尺长的舟状雷达圆顶。在圆顶内部，一个长约两层楼的雷达天线能够向地面军队站台发射准确的目标信息。雷达能够检测、定位、追踪敌军大后方行进的卡车，JSTARS成为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运转的空运平台，能够对“超过一个军部大小区域的战场进行实时监测”。JSTARS上的系统软件非常复杂，甚至需要将近60万行的代码，大约要比美军之前开发的C3系统多出三倍。16年前，DARPA由突击破坏者开始发展“系统的系统”概念。现在已经开始将其在战争舞台上演出了。
JSTARS就像能洞察一切的空中指挥官。它能“看见”大约19305平方英里的领土，能检测200～250英里以外的移动目标。它能在黑暗以及多云和暴风雨等恶劣天气情况下“看到”物体。两架JSTARS雏形飞往海湾战争，正如DARPA历史文献上所描述的，是“战争史上前无古人的实时战场战术观察”。2月1日，一列10英里长的伊拉克装甲坦克纵队向沙特阿拉伯前进，JSTARS发现后，派出联合战机摧毁了这一纵队。当空中轰炸持续进行时，战斗机架次超过了4万大关——比美国空军在“二战”14个月里对日本出动的架次还要多1万次。五角大楼开始发布乏味的数据，关于其“系统的系统”所摧毁的：伊拉克4280辆坦克中的1300辆，3110个伊拉克重炮群中的1100个，以及伊拉克2870辆装甲坦克中的800辆。
随后，地面战争于2月24日周日沙特阿拉伯时间凌晨4:00开始。萨达姆·侯赛因通过电台广播向他的军队传达了“不惜一切代价”杀灭敌军的命令。两天后结束海湾战争的大决战被称为“东经73度战斗”，那是20世纪最后一场大型坦克战争。但不同于历史上很多有名的坦克战斗，以战争发生的城市命名，“东经73度战斗”是以GPS坐标或说网格线亚伯兰坦克在伊拉克南部边境和沙特阿拉伯列队。第二天早晨，第二装甲骑兵师的一次突袭开启了对萨达姆·侯赛因共和国警卫队塔瓦卡纳坦克部队的进攻。突击的先头部队有三支：灵魂、雄鹰和钢铁。第二装甲骑兵师曾经在德国的格拉芬沃尔驻扎，在波斯湾投入使用之前曾经通过DARPA的模拟网络模拟器进行训练。杰克·索普和DARPA团队曾经在诺克斯堡驾驶过M1坦克，自那时起这种坦克就配备了一种强大的新武器系统：夜视热成像。
海湾战争结束的那天，整个上午的天气都很恶劣。前一晚下了一整夜的雨，这片平坦的无迹可寻的沙漠仍然被浓雾和阴云笼罩着。大约下午
3:30太阳才出现了短暂的一段时间，但紧接着沙暴就来了。恶劣的天气加上科威特石油燃烧在整个沙漠升起的浓重黑烟，能见度几乎为零。伊拉克塔瓦卡纳坦克部队的枪手什么也看不见。但第二装甲骑兵师就不同了。由于配备了热视系统，M1A1坦克中的美国士兵能够在黑暗中看见。夜视是DARPA自1961年开发的一门科学，当时DARPA写了有关这个课题的第一本手册《军用红外技术手册》。红外视觉在越战期间的发展帮助士兵看穿浓密的丛林树冠。而今它被用于沙漠。
“我们有热影像，”经历过“东经73度战斗”的美洲狮中队指挥官的道格拉斯·麦格雷戈（Douglas Macgregor）少校说，“但伊拉克没有。是的，我们的火力极其精确，定位准确，我们看得到向什么开火而他们看不到。”第二装甲骑兵师的雄鹰部队在大约下午4:10发起袭击时，伊拉克国民警卫队根本没有察觉。在不到半小时的时间里，雄狮部队摧毁了28辆T-72伊拉克坦克，16辆装甲运兵车和39辆卡车，自身毫发无损。“战斗只用了23分钟就取得了胜利，”已退休的四星将军保罗·戈尔曼（Paul Gorman）告诉国会，“因为美国独享卫星导航成像以及热成像射击控制的优势。”
伊拉克军队被制伏了。伊拉克士兵投降，全体遗弃他们的岗哨。伊拉克军队从科威特市大批离去期间，联合监视与目标攻击雷达系统（
JSTARS）查明有上千车辆迅速离开，联合战机可对此进行轰炸。照片上，伊拉克80号高速公路沿线摧毁的车辆，赤裸裸地显示出这一“系统的系统”是如何工作的，令人震惊。美国的JSTARS、隐形战机、GPS卫星导航、轰炸机、激光制导炸弹以及夜视等技术军火导致了上百万人的死亡。1500～2000辆烧焦的车辆零零散散弃置路边，包括伊拉克坦克、梅赛德斯—奔驰轿车、偷来的科威特消防车以及小型货车。路上还有烧焦的尸体、零散的拖鞋、行李箱以及水果箱。有些受害者是瞬间被烧死的，还保持着爬行和伸展的动作，就像庞贝古城里有名的尸体一样。国际报社称这条伊拉克和科威特之间四车道的高速路为“死亡公路”。
·鲍威尔担心负面报道的影响，约见施瓦茨科夫将军进行讨论。“电视报道的广泛性，”鲍威尔说，“已经开始让我们看起来好像是为了屠杀而屠杀。”
DARPA主任维克托·里斯（Victor Reis）在华盛顿特区约陆军副参谋长戈尔登·苏利文将军一起吃午饭。苏利文将军原来在诺克斯堡当过装甲中心的副指挥官，是模拟网络的粉丝。他带来了一份星条旗报，指着上面一个标题《东经73度魔鬼军队战斗》，问里斯DARPA是否能将东经73度战斗作为逆向仿真训练工具。里斯说他会考虑。
·考斯比。“我告诉维克托这是个伟大的想法，”考斯比陆军上校2014年回忆道，“我说，我们能做，我们也应该这样做。”他认为东经73度战斗的逆向仿真将会成为“终极后作用报告”。从技术中还有很多可学的东西。几天后，由加里
·布勒多恩（Gary Bloedorn）陆军少校带领DARPA的一支团队飞往伊拉克采访参加战斗的士兵。布勒多恩和这支DARPA团队听取了各种证词，阅读了大量笔记和无线电记录，还听了一辆指挥车上的一名士兵的录音带。这支队伍到达GPS网格线度，他们走过那里的战场，记录法医证据，测量美国开火位置和摧毁伊拉克卡车的距离。然后他们回到防务分析研究院输入数据，用不到一秒钟的时间重建了战争。而整项进程耗时6个月。草拟版本完成后，重建团队飞往德国，那里驻扎着大部分的战争参与者。
1992年5月21日，参议院军事委员会观看了“东经73度战斗”的DARPA模拟。退休将军保罗·戈尔曼发表了开场演讲。但在播放模拟网络模拟前，戈尔曼又指着模拟器做了介绍。
“这个在你面前有些使人却步的显微照相设备是一种战争设备，”戈尔曼告诉国会议员，“这种机械装置是为了让人们能够理解战斗的复杂、动力和混乱而设计的。”戈尔曼提醒观众巴顿将军曾经说过：“是人类进行战斗取得胜利而不是机器。”但世界已经变了，戈尔曼说，现在机器可以帮忙了。过去，战争故事只是战争录音，现在计算机模拟改变了这一切。
“我希望促使（你们）我们大家都能认识到模拟是备战的基础。”戈尔曼说。随后他播放了“东经73度战斗”的23分钟模拟。考斯比回忆道，国会人员“哇哦”一声，惊呆了。军事服务开始进入电子计算机模拟作为战争基础工具的时代。
DARPA的突击破坏者行动理念已经在海湾战争中产生了效果，在五角大楼，人们兴奋地谈论重建。自越南战争以来，国防部就一直和公众对于军队无能和不信任的观念做斗争。海湾战争改变了这一切。五角大楼又一次变得强劲有力。海湾战争迅速结束，死亡人数显著下降：390名美国人死亡，458名在作战中受伤。所有的同盟军有510人伤亡。布什总统甚至得意地宣称：“感谢上帝，我们彻底打败了越南综合征！”
1993年10月3日午后，由军阀和武装民兵控制的索马里摩加迪沙正遭受饥荒。十个月前，以保卫和平开始的战争逐渐演变为特种部队的一系列迅速作战。就在这天，一支由美国部队精英陆军游骑兵、海豹突击队和三角洲部队组成的特种作战联合任务军——游骑兵特遣队开始捉拿两名为军阀和总统当选人穆罕默德·法拉赫·艾迪德（Mohamed Farrah Aidid）工作的索马里中尉。艾迪德的几名中尉正躲在市中心一座二层小楼，离奥林匹克酒店不远。
·胡滕（Norm Hooten）惊恐地看到黑鹰直升机“尾梁被击中开始慢慢旋转”下降。胡滕回忆道：“那是个灾难性的影响。”超级61号不受控制地旋转，最终坠毁在街道上，两名飞行员死亡。从2013年国防部发布的这次坠毁录像带中能听到军队通信系统有一个声音在喊：“我们击落了黑鹰！我们击落了黑鹰！”一支
15人的战争搜救队和MH-6直升机迅速抵达坠落地点进行营救。但上百名愤怒的索马里人聚集在周围街区，用燃烧的轮胎和垃圾设置路障，阻塞通路。紧接着战火响起，美国人陷入困境，疯狂的暴民将其团团围住。当名为超级63号的第二架黑鹰直升机被击落，情况变得更加糟糕。又一批索马里暴民向第二个坠毁地点冲过去，杀死了所有人，仅有一名飞行员迈克尔·达兰特（Michael Durrant）生还。陆军游骑兵和海豹突击队抵达街区试图进行搜救，掩护被困的同伴士兵。一场混乱致命的战斗持续了整个夜晚，一直到凌晨。结束之时，18名美国人、1名巴基斯坦人和1名马来西亚士兵死亡，80人受伤。索马里人伤亡不明，据粗略估计，约有3000人死亡。
——战争双方军事实力相差悬殊。超级军事大国美国杀伤敌军的数量远超过自己的伤亡，但其自身损耗也展现在全世界的电视屏幕上。录像带上索马里民众拖着半裸流血的美国飞行员和士兵的尸体穿过街道，这种情景令人震惊。这是现代美国军队事务的分水岭和转折点。美国军队在海湾战争时证实的实力和士气被削弱了。
“美国人不是超人。”索马里的一个酋长亚丁上校评论道，“这些尘土飞扬的街道把战争降低为步枪对步枪，他们和索马里人一样容易牺牲。”高科技武器在棍棒、石块、AK-47以及火箭推动榴弹面前不堪一击。
DARPA组建了一支高级工作组（SWG）分析索马里事件，同时向五角大楼提供如何准备类似的未来战争——非战争行动（OOTW）的参考意见。由美国特种作战司令部前任总指挥官卡尔·W.斯廷纳（Carl W.Stiner）领导的工作组将集中精力发展新技术，这支队伍要在两个多月的时间内完成十次研究会议，然后用6个月的时间准备书面报告。
“世界不再是两极了。”高级工作组写道，“后冷战时期的战略环境界定模糊，既富有活力又并不稳定。”冷战期间，美国知道敌人是谁。现在不比从前。恐怖组织、准军事力量以及民兵组织从全球多种混乱的城市环境中涌现。第三世界的不稳定、思想意识形态和宗教极端、蓄意恐怖组织以及涉毒意味着整个世界已经成为新的战场。在未来的非战争行动中，不规则敌军部队包括“花样繁多的敌手，配备一系列越来越多的精良武器”，将涉及研究中的原子、化学和生物武器。美国还没有准备好如何应对新出现的威胁，高级工作组警告说。DARPA需要重新将精力集中到城镇战，必须研发新的武器系统应对第三世界不断增长的威胁。工作组在报告中列出了需要即刻加强的一些不足：
“发展不充分的核、生物武器化学武器（BW、CW）侦察；发展不充分的地下掩体侦察；有限的安全、实时指挥控制低层单元（比如从地表士兵获取信息）；有限的情报、监督和侦查传播（ISR）；发展不充分的矿藏诡雷以及爆炸侦察能力；发展不充分的非致命能力（比如失能剂）；发展不充分的模型/模拟训练、演习和操作；无声识别或语言翻译；对付狙击的能力不足。”高级工作组提议DARPA在上述所有领域加快研究进程，在机器人学、遥控飞机、人类标签以及追踪和拥挤控制的非致命武器系统方面也要进一步提高。DARPA面临艰巨的任务。这个部门数十年的军事研发都是在针对拥有坦克和重型武器的军队敌人，而现在要将精力放在城镇战。摩加迪沙事件发人深省。“军事行动十年前还不太受关注，现在已经成了焦点问题。”研究组警告道。
1991年12月11日，一个神秘的人物来到了华盛顿特区，他就是41岁的苏联科学家肯·阿利别克夫（Kanatjan Alibekov）博士，苏联13人代表团成员之一。据称，阿利别克夫此次美国之行的目的是达成三国拥有互相检查彼此设施的权力。这些设施从几十年前至今，一直用于开展生物武器计划，可实际情况远不止于此。回溯到1972年，《禁止生物武器公约》规定细菌武器违法，因此美苏英三国都宣布不会发动生物战争。但是，最近美国情报官员发现，大大出乎西方世界的意料，苏联并没有终止生物武器研发工作，而是启动了一个邪恶、可怕的计划。美国是在两年前的1989年11月得到这一消息的。从那时起，美英两国就一直在苦苦思索应对之策。而这次的三方活动，正是对策的一部分。
苏联代表团来到美国，是件相当敏感的事情。国防部长切尼不想让来访细节公之于众。为确保机密，他的办公室实施了媒体管制措施。除国防部外，唯一知道苏联科学家行踪的人就是美军传染性疾病医疗研究中心的陪同人员。
苏联代表团来到了位于犹他州的杜格威试验基地。在这里，致命病菌曾在户外条件下试验，但随后这里的冷战时期建筑物就被废弃了。他们又去了位于阿肯色的布拉夫兵工厂。美国曾在这里一个工厂大小的地方生产生物武器，但现在已被丛生的杂草和生锈的铁轨所占据。他们还去了位于马里兰州弗雷德里克的德特里克堡，这里是美国前生武研发工作基地，也是现在
1991年，阿利别克夫博士初次到美国。他一句英语也不会说，唯一见过的西方人，就是同年早些时候到苏联参观的13个美国人。那次参观中，阿利别克夫博士担任向导。那时，苏联人正在制造细菌武器，阿利别克夫的任务就是确保不让西方科学家看到可能暴露苏联非法从事武器研究工作的场景。
1950年出生于哈萨克斯坦，所学专业为传染病医师专业，致力于微生物学和流行病学。24岁时，加入了位于西伯利亚的托木斯克军事医学院，从此在他后来称之为“苏联最边远角落的一系列秘密实验室和装置”中工作。每份工作都会带来经济上的特权，而这对于一个非苏公民来说，是非常难得的。在冷战期间，哈萨克斯坦人被认为是二等公民。但阿利别克夫是一个天才微生物学家，他工作努力，为自己带来了丰厚的报酬。20世纪90年代，他写道：“拿着高级官员和高等级军官的双重厚禄，我和苏联政府部长的收入一样多。”
参观美国设施之时，苏联已是一片混乱。两年前柏林墙垮塌了，但是苏联克里姆林宫的红旗还在飘扬。两个超级大国的地缘政治还在变动中。
“（苏联领导人）会不会改革，还没有十分明朗，”当时的DARPA主任克雷格·菲尔茨回忆说，“对于他们可能会改革，大家都很担心。”两个国家关系趋于正常化，但对美国国防部而言，这是个非常动荡的时期。当全世界沉浸于柏林墙倒塌的欢愉中时，美国国防部正在为种种国家安全的不确定因素而头疼。联合后的德国会加入北约吗？怎样处理欧洲的大裁军？怎么对付苏联的核武器？在与美国肩并肩的武器竞赛中，苏联用了过去半个世纪的时间，建造它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现在谁能控制苏联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兵工厂？每时每刻，苏联都有11000多枚核弹头瞄准美国境内被精心挑选的目标，还有15000枚核弹头和配套使用的铁路移动发射装置，藏匿在苏联广阔的农村地区。丽莎
·布朗森（Lisa Bronson）对于这些问题、数字和威胁尤其熟悉。她是美国国防部为苏联代表团指派的向导。尽管才三十多岁，但布朗森已经是一名律师和裁减军备的专家。作为国防部办公室多边谈判副主任，布朗森参与设计了迎接苏联代表团参观的计划，同时也参与了当年早些时候美英代表团参观苏联设施的行程。她是阿利别克夫博士曾经见到的13个西方人之一。现在，苏联参观完美国设施，任务也快完成了。布朗森带着苏联科学家，参观了美国首都。正是在参观首都时，阿利别克夫博士和布朗森偶然间开始了交谈。阿利别克夫博士在他的回忆录中记录了两人的对话。
“在路上停下来时，她对苏联生武计划提出了疑问，”他写道，“很显然，我们否认了这个计划的存在，但我很欣赏她的坚持。”站在宾夕法尼亚大街上，直对着白宫走下来的路，阿利别克夫博士的一个同事问布朗森，美国科学家一年能挣多少钱？
“这要看你的经历了，”她回答说，“政府雇用的科学家年收入5万～7万美元，而私立科学家可能赚到多达20万美元。”这个数额相当于2015年的35万美元。
阿利别克夫博士很吃惊。整个参观旅程期间，他被美国深深吸引，这里的一切都是好的，从公共设施到个人生存条件，他想到了自己在莫斯科的生活，与这里相比，他是多么努力工作，而得到的又是多么少。最重要的是，既然柏林墙已经倒塌，未来将是多么残酷。
“那时，”他写道，“一个苏联的顶级科学家，一个月能挣大约100美元。”阿利别克夫博士决定大胆地说出来，他通过翻译问了布朗森一个私人问题。“以我的经历，在这里能找到工作吗？”他问道。
·卡里宁（Yury Kalinin）递交了辞呈。然后，阿利别克夫博士通过媒介，向布朗森表达了叛逃美国的想法。这条情报大大出乎美国国防部的意料。整整两年时间，所有DARPA的情报，包括第一手资料，都来自一个人——一个名叫弗拉基米尔·帕申切尼克（Vladimir Pasechnik）的苏联高级科学家，目前处于英国监护下。美国国防部想要有自己的高级别叛逃者。不久美国国防部就会拥有阿利别克夫博士了。帕申切尼克所在的代表团早已走出了悲伤。
·戴维斯（Christopher Davis），他是英国国防情报部门高级生物战科学家。帕申切尼克提供了大量非比寻常的情报，这令戴维斯非常震惊。51岁的帕申切尼克曾在阿利别克夫博士管理的生物物质准备计划中，一个叫作极纯生物备战协会的设施里工作，地点就在列宁格勒。作为极纯协会的高级科学家，帕申切尼克做出了巨大贡献，并被授予将军军衔。在生物物质准备计划中，科学家们通过生武计划中标准的操作程序，将炭疽病菌、土拉病菌、肉毒菌等典型细菌，应用于武器装备。但是在极纯协会，科学家通过修改病菌的基因，使其能够抵抗疫苗和抗生素。帕申切尼克告诉戴维斯，在极纯协会，他被指派研究一种能抵抗抗生素的病菌之母——腹股沟腺炎瘟疫。苏联人把这种实验室里所产的病菌，称为历史上最多产的超级杀人瘟疫。
13世纪时，腹股沟腺炎瘟疫曾席卷欧洲，杀死了大约1/3人口。但是到了20世纪，它就失效。
